杜聰：在銀行家和慈善家之間穿梭
(2004/06/20 亞洲週刊)
真正的年輕有為，不到30歲就成為跨國銀行副總裁華爾街新貴，緣何拋棄百萬年薪與慘景噩夢為伴？
從華爾街到艾滋村你到底走了多久7一人分飾兩角你如何能夠舉重若輕，從容應對？李瑤“銀行界可以沒有杜聰。 但這些藏子需要我” 從預約到見面，杜聰的採訪歷經了半個月周折，與他往來郵件，經常是凌晨三四點鐘收到回复。
未見面時我便知他的生活狀態猶如飛速旋轉的陀螺。
即便見面時，他仍在參加電話會議，示意我再給他些時間，為此不住道歉。
眼前的男子，一身職業人打扮，神情專注，眼布血絲。特別之處是左手執筆。
等他處理完了手頭的銀行工作，我問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每天的平均工作時間是多少?“能睡三四個小時”他沒有正面回答我。
一個人，兩個身份，白天的銀行家，夜晚的慈善家。
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杜聰便加盟了瑞士銀行(LJBS)紐約分部。
27歲時，就任瑞士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29歲已是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名副其實的華爾街“新貴”。
回憶那段生活，杜聰說，華爾街的工作是新奇刺激的：那里有頂級的工作環境、最優秀的同事、出類拔萃的前輩，甚至連對手都是一流的。
對於年輕的杜聰，每天都充滿了新鮮感和成就感，一個接一個項目做下來，年輕的銀行家快速學習、積累、進步…·一成為“華爾街出色的銀行家”仿佛是他一種順乎其道的安排。
然而，命運的劇本早巳為他設計了另一個角色——抗艾義工。
正是因為這份銀行工作，杜聰有機會出差到中國內地很多貧窮落後的地方做項目考察，這中間也有讓人聞之色變的“艾滋村”。在華中地區這樣的村落有很多，大多形成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那場“血禍”。
2001年冬。河南卜蔡。艾滋村。死亡籠罩下的村子，成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
死神盤踞在村子的上空，隨時準備俯衝，肆意地帶走生命。
高燒、潰瘍、愎瀉、痔瘡、疹……那是艾滋的並發症。
病人們從身軀到靈魂的腐朽、潰爛直至消散。結局是在眾人歧視中羞辱的死去——杜聰這樣嚮記者描述他當時所看到的慘景。
採訪時，杜聰還講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奶奶，兒子輩都因賣血、感染艾滋先後辭世。
給她留下了兩個小孫子，而這兩個孩子也不幸染病。
她第一個孫子去世的時候，杜聰在場。極度的消瘦、痛苦的呻吟、本能的掙扎，最後在花季里離開——除了面對，杜聰無能為力。
奶奶說：“等他們走了，我也就走了”。
社聰知道她生存的唯一目的是照顧這兩個生病的孫子，而等待死亡有時候比死亡更讓人惶惶不可終日。
多年考察過程中，杜聰看到很多農民賣血是為了蓋好房子，但是後來房子蓋好了，卻沒有人去住了。
逝者已矣，更讓杜聰揪心的是那些留下來沒人照看的孩子。
那些父母在地震、車禍中喪生的孤兒，社會會同情他們；可父母若是因艾滋去世而淪成孤兒的孩子非但得不到同情，還要用幼小的身軀和心靈承受來自各界的壓力和歧視。
面對觸目驚心的苦難，杜聰不能兀自掉過臉去。
至此，他告別了華爾街，放．棄了百萬年薪，放棄了如日中天的事業，也放棄了不可限量的前途——“銀行界可以沒有杜聰，但這些孩子需要我”。
他決定拿出三年的時間，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業中，救艾滋遺孤於水火，他說，再晚一點就來不及了，這是孩子最佳救助時機。
於是，杜聰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創建了抗艾組織“智行基金會”，他開始全職為這些艾滋遺孤奔走。
今年恰是“智行”成立的第十個年頭，他“違背”了當初的設想，抗艾工作已經做了—個三年又—個三年。
“神在哪裡，誰來幫助這些無助的孩子” 記者在見到杜聰前曾猜測他是～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那將是他善舉持之以恒的原動力。
而見面後他卻告訴我，他沒有。
反而，經歷了些事情，他對於宗教信仰更加質疑。
杜聰小時候念的是教會學校，學校告訴他，這個世界有神，有上帝。
桂聰問自己，如果真的有神，神在哪裡?為什麼容許這樣的悲劇發生?神怎麼能看孩子受苦而無動於衷；他對佛教的道理也很感興趣，佛家講求因果，做錯了事要因果報應，可孩子們又做錯了什麼，要受到這樣的懲罰。
誰能幫助這些無助的孩子，誰就是他們的神。
杜聰的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使得他的救助基金會從一開始就是理性而專業的，他希望有一個系統的、可推廣、’可延續的體系進行救助。
“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諸行動”之意。
他篤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所以基金會主要幫助艾滋遺孤完成學業。
然而，隨這些孩子不斷長大，十年來，“智行”的工作重點也一變再變。
曾經的主要工作重心是幫助孩子解決生存和學業，而現在孩子已經長大了，就要解決發展和就業的問題。
在救助過程中，杜聰十分強調幾條理念：“要讓孩子得到從他們角度來看最好的幫助，而不是我們最方便的幫助”；“幫助人的同時要維護被幫助者的尊嚴，最好他們和你是平起平坐的”；“公開透明的財務制度”；“不能太遠離被救助者”……本這些原則，杜聰建立起他認為最穩妥、高效、對孩子成長最有利的救助體系。
很多人仍然站在“救助體系”之外。
不止一個人這樣講“你真的偉大，我很欣賞你，但你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我有房子要供，我有家庭”。
杜聰說，其實我想要的只是大家都在能力範圍內做一點點。
杜聰舉了個例子：有一年的中秋節，他去看一個銀行朋友，那位朋友收到很多月餅禮物堆放在辦公室，正發愁吃不完。杜聰就問他要了過來，並打電話給其他人，把朋友們多餘的月餅統統收過來，找了一輛車送到河南去。
杜聰說，對我們來說這是舉手之勞，但這月餅對“艾滋村”的村民則另有一番意義——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月餅。
更可貴的是他們接受到這樣的信息：社會沒有遺忘他們。這些小事對很多人都不難辦到。
“智行”也是從小做起——十年前的“智行”很小，沒有錢請帶薪員工，唯一的資產是傳真機，平常開會都在義工家。
而今天的“智行”，每年收到的平均捐款額度為300—500萬港幣，並已救助了‘7000多個孩子。每個人都做一點點好事，或許可以改變另外一個人一輩子。
“重返銀行界，戳想多開幾挈‘分店… 2007年初，杜聰重返金融界，成為歐洲一家銀行企業融資部的高級職員。
他開始一人分飾兩角，穿梭於銀行家和慈善家之間，白天為銀行工作，下班後和假日里為“智行”工作。
杜聰在“智行”的十年，沒有拿過一分錢薪水，他又一次回到銀行界的舉動，讓很多人不由得生疑，是不是多年的積蓄已經“坐吃山空”? 杜聰回答讓我覺得這是個坦蕩蕩的男人：“這些年的生活的確是靠在華爾街的積蓄支撐，而我的生活費開支滅是很多，也是我能撐過去的原因。
我在銀行工作的時候也沒有奢侈品，沒有名牌。
在物質上我擁有並不是很多，這幾年沒收入，生活水平也沒有太大改變。”
他抬起手“我從來都不帶手錶，這支筆是酒店的，我從未擁有過～輛自己的汽車。”
這一席話，杜聰是笑說的。
杜聰能夠重返銀行界的真正原因是“智行”的發展。
今天的“智行”已經是一個大型的慈善機構。
—開始他—個人背包，—個—個村走，一個一個孩子做家訪，而現在“智行”面對的是需要幫助的7000多個孩子，他原來的做法顯得不現實。
為了幫助更多的人，“智行”設置了7個區域辦公室，每個辦公室都配備了相應的負責人，從發展的角度退一步，杜聰決定把權力下放給更多人。
重新做回老本行也許並不能為杜聰帶來很多財富，卻可以擴展人脈為基金會拉來更多的捐助，許多國際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口基金和一些私人機構都是巨前資金的來源。
“在這個慈善的餐廳中，我是一個廚子，即使我每天都煮東西給顧客吃也是杯水車薪，也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隊等救助，光靠我一個人的力量遠遠不夠。”
杜聰目前希望多開幾家“分店”，招募更多的志願者來加人這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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