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by Volunteer 001

SCMP : Easing the plight of China’s Aids orphans

Easing the plight of China’s Aids orphans (2006/12/14 SCMP)     The boy was familiar with the devastation of Aids. His father had died with the disease and his mother is now dying.   I’ll kill this blood hand when I grow up, he said with a clenched fist when Chung To, the founder of […]

明報 : 銀行前大班 食腦助愛滋孤兒 (in Chinese Only)

銀行前大班 食腦助愛滋孤兒 (2006/05/07 明報)   胖墩墩的杜聰外表予人中年發福的感覺,他笑解嘲:「我空虛便會吃東西。」事實上,創辦智行基金會,杜聰每月要有兩個星期到河南愛滋村探訪孤兒,他那厚重體型,道出了這份工作背負的沉重心理壓力。   杜聰人如其名:聰明。畢業於哈佛大學,30歲當上跨國投資銀行副總裁,年薪過百萬。幾年後,他毅然離開中環的大班椅,跑到內地的愛滋村,希望接受更艱巨的挑戰。現在,38歲的他,希望藉今天「世界愛滋孤兒日」讓大家明白:「做慈善,其實跟做商家一樣,要食腦。」   任職投資銀行時,杜聰經常回內地視察發展項目。有次他到貴州,看見窮困的村民多以賣血維生,加上農民對性安全認知貧乏,愛滋病因而透過血液大肆傳播。村民明知賣血風險高,但為了解決「明天沒飯開」,寧願幾年後離開人世也要賣血。一包200毫升的血,收50元人民幣,比起耕田掙錢來得快而多。   有壯漢賣血後,要求血販將最值錢的血清素提煉出來,再將血漿注射回體內,好讓他的體力迅速復元,再度賣血。杜聰97年初次看到賣血情景,想暈想嘔,心坎突然響起了一把聲音:「你要做點事。」   棄百萬年薪 創辦智行基金會   中年一輩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死去,遺下一批失去雙親的孤兒,杜聰看見愛滋村裏一雙雙天真的眼睛,有感「這就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   同年,他到西藏旅行,看見僧侶手持兩件法器,一個代表智慧,一個意味慈悲,沒有宗教信仰的他有感而發:「要幫助孤兒,不能單靠善心,還要用一點辦法。」翌年他創辦智行基金會,名字的意思就是「用智慧來行動」。2001年他決心離開商界,用腦兼用心,投入愛滋病拯救工作。   杜聰每次到愛滋村的任務包括交學費、送文具乾糧等小禮物,還有與當地政府商討對策。可是政府行事保守,擔心愛滋村消息傳出後,打擊商人到來投資的意欲,救援進度因而被拖慢。   愛滋村一名9歲孤雛每次見到杜聰,總會大喊:「杜叔叔,謝謝你請我吃東坡肉。」這個男孩很懂事,杜聰記得他在父親病重時,一個人用木頭車將父親推到屋外,希望讓爸爸吸點新鮮空氣。後來父親去世了,男孩寫道:「當自己陷入泥濘中,不要老想靠別人,擺渡生死的小船,掌握在自己手中。」小小年紀,滿懷志氣。另一個11歲小女孩,父母及妹妹都染上愛滋病,家中只有她是健康的,「媽,你不如賣了我,那你就有錢買藥了。」女孩的父親患病後,曾堅持到地盤工作,希望掙多點錢留給女兒,但兩個月前終於敵不過病魔死亡。父親在生死彌留的那天,女孩在學校上課時突然有不祥預感,老遠也要跑回家見父親最後一面。有孤兒曾對杜聰說:「媽媽生前在織頸巾,我只希望把它織完。」一句感性的話,令杜聰深信失去至親的創傷,難以一下子復元。他希望讓孤雛在熟悉的家鄉正常成長,但也擔心他們長大後,接觸外界時遭到歧視。   千萬海星等救援 救一個是一個   單身未婚的杜聰感慨道:「將來我結婚,會考慮不生育,而是領養孤兒。」杜聰相信《海星的故事》裏講的一回事:老伯帶孫女在沙灘散步,眼見成千上萬的海星被潮水到岸上,老伯隨手拾起一隻海星,使勁把牠拋回海中,孫女問:「你救了一個,能救一萬個嗎?」老伯說:「也許我只是救了千萬分之一的海星,但對那隻被我拋回海中的海星來說,我已救了牠的全部,牠亦因此才得以活下來。」   聆聽心聲   杜聰每次到內地,都會聆聽孤兒傾訴心聲,希望小朋友的內心得到安慰。   世界愛滋孤兒日   今天是「世界愛滋孤兒日」,智行基金會創辦人杜聰希望更多香港學生能幫助內地的愛滋孤兒,發起了「學生做得到」捐助運動。基金會捐款熱線:25170564。   杜聰走上前線,感動了不少愛滋孤兒,有孤雛給他寫信,以真摯的文字表示道謝。   明報記者盧曼思   (秦偉攝)    

Shanghai Daily : Several ways to help AIDS orphans out

Several ways to help AIDS orphans out (2005/01/14 Shanghai Daily)   Tian yi Finding the best approach to save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has become a matter of urgency for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says by the end of 2001, 76,000 children were AIDS orphans. That number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as more HIV […]

南方人物周刊 : 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in Chinese Only)

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2004/12/01 南方人物周刊)   在接觸到河南艾滋村以前,他曾在華爾街服務,是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更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的學生。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時間,他辭了工作,沒了收入,如果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收穫兩千多個圍著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說:“我現在還不敢停下來,我最大的對手,是時間。”三年前,他從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內人替他惋惜,但是對他來說,關注艾滋,是上天為他既定的宿命。 初識艾滋 今年37歲的杜聰,出生在香港,初中畢業時,隨父親移民去美國,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發現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舊金山是疾病的高發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數學老師死於艾滋。”這對杜聰的震撼相當大。在美國的十三年,杜聰經歷了一個社會從艾滋初發到高發的過程,當他在中國內地發現艾滋的蔓延勢頭時,他開始考慮,怎樣讓中國避免美國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2001年底,杜聰進入河南農村。那個冬天不寒而慄的旅程,成了杜聰後來永恆的噩夢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潰瘍、腹瀉、低燒,無藥醫治,陰暗的房間里瀰漫著病人的味道,他們枯瘦的、絕望的手向外伸著,卻不知道該伸向哪裡…… 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做下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但在他眼裡,艾滋的救助已經迫在眉睫,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杜聰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智行救助體系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去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瘟疫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以金融人士的縝密,理性而專業的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杜聰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這個系統實行五個學期以來,已經有2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但辭職以後,各種噩夢長期困擾著杜聰,囊中空空的杜聰已經籌不到錢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個孩子交待? 用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正軌,智行基金會在全國的十個城市都有了網點。 每次回訪,村里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但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里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裡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