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在银行家和慈善家之间穿梭
(2004/06/20 亚洲周刊)
真正的年轻有为，不到30岁就成为跨国银行副总裁华尔街新贵，缘何抛弃百万年薪与惨景噩梦为伴？
从华尔街到艾滋村你到底走了多久7一人分饰两角你如何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李瑶“银行界可以没有杜聪。 但这些藏子需要我” 从预约到见面，杜聪的采访历经了半个月周折，与他往来邮件，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收到回复。
未见面时我便知他的生活状态犹如飞速旋转的陀螺。
即便见面时，他仍在参加电话会议，示意我再给他些时间，为此不住道歉。
眼前的男子，一身职业人打扮，神情专注，眼布血丝。特别之处是左手执笔。
等他处理完了手头的银行工作，我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是多少?“能睡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一个人，两个身份，白天的银行家，夜晚的慈善家。
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後，杜聪便加盟了瑞士银行(LJBS)纽约分部。
27岁时，就任瑞士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已是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名副其实的华尔街“新贵”。
回忆那段生活，杜聪说，华尔街的工作是新奇刺激的：那里有顶级的工作环境丶最优秀的同事丶出类拔萃的前辈，甚至连对手都是一流的。
对於年轻的杜聪，每天都充满了新鲜感和成就感，一个接一个项目做下来，年轻的银行家快速学习丶积累丶进步…·一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仿佛是他一种顺乎其道的安排。
然而，命运的剧本早巳为他设计了另一个角色——抗艾义工。
正是因为这份银行工作，杜聪有机会出差到中国内地很多贫穷落後的地方做项目考察，这中间也有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在华中地区这样的村落有很多，大多形成於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血祸”。
2001年冬。河南卜蔡。艾滋村。死亡笼罩下的村子，成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
死神盘踞在村子的上空，随时准备俯冲，肆意地带走生命。
高烧丶溃疡丶愎泻丶痔疮丶疹……那是艾滋的并发症。
病人们从身躯到灵魂的腐朽丶溃烂直至消散。结局是在众人歧视中羞辱的死去——杜聪这样向记者描述他当时所看到的惨景。
采访时，杜聪还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奶奶，儿子辈都因卖血丶感染艾滋先後辞世。
给她留下了两个小孙子，而这两个孩子也不幸染病。
她第一个孙子去世的时候，杜聪在场。极度的消瘦丶痛苦的呻吟丶本能的挣扎，最後在花季里离开——除了面对，杜聪无能为力。
奶奶说：“等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社聪知道她生存的唯一目的是照顾这两个生病的孙子，而等待死亡有时候比死亡更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多年考察过程中，杜聪看到很多农民卖血是为了盖好房子，但是後来房子盖好了，却没有人去住了。
逝者已矣，更让杜聪揪心的是那些留下来没人照看的孩子。
那些父母在地震丶车祸中丧生的孤儿，社会会同情他们；可父母若是因艾滋去世而沦成孤儿的孩子非但得不到同情，还要用幼小的身躯和心灵承受来自各界的压力和歧视。
面对触目惊心的苦难，杜聪不能兀自掉过脸去。
至此，他告别了华尔街，放．弃了百万年薪，放弃了如日中天的事业，也放弃了不可限量的前途——“银行界可以没有杜聪，但这些孩子需要我”。
他决定拿出三年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救艾滋遗孤於水火，他说，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这是孩子最佳救助时机。
於是，杜聪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抗艾组织“智行基金会”，他开始全职为这些艾滋遗孤奔走。
今年恰是“智行”成立的第十个年头，他“违背”了当初的设想，抗艾工作已经做了—个三年又—个三年。
“神在哪里，谁来帮助这些无助的孩子” 记者在见到杜聪前曾猜测他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那将是他善举持之以恒的原动力。
而见面後他却告诉我，他没有。
反而，经历了些事情，他对於宗教信仰更加质疑。
杜聪小时候念的是教会学校，学校告诉他，这个世界有神，有上帝。
桂聪问自己，如果真的有神，神在哪里?为什麽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神怎麽能看孩子受苦而无动於衷；他对佛教的道理也很感兴趣，佛家讲求因果，做错了事要因果报应，可孩子们又做错了什麽，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谁能帮助这些无助的孩子，谁就是他们的神。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使得他的救助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希望有一个系统的丶可推广丶’可延续的体系进行救助。
“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之意。
他笃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所以基金会主要帮助艾滋遗孤完成学业。
然而，随这些孩子不断长大，十年来，“智行”的工作重点也一变再变。
曾经的主要工作重心是帮助孩子解决生存和学业，而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就要解决发展和就业的问题。
在救助过程中，杜聪十分强调几条理念：“要让孩子得到从他们角度来看最好的帮助，而不是我们最方便的帮助”；“帮助人的同时要维护被帮助者的尊严，最好他们和你是平起平坐的”；“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不能太远离被救助者”……本这些原则，杜聪建立起他认为最稳妥丶高效丶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救助体系。
很多人仍然站在“救助体系”之外。
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你真的伟大，我很欣赏你，但你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我有房子要供，我有家庭”。
杜聪说，其实我想要的只是大家都在能力范围内做一点点。
杜聪举了个例子：有一年的中秋节，他去看一个银行朋友，那位朋友收到很多月饼礼物堆放在办公室，正发愁吃不完。杜聪就问他要了过来，并打电话给其他人，把朋友们多馀的月饼统统收过来，找了一辆车送到河南去。
杜聪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但这月饼对“艾滋村”的村民则另有一番意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麽好的月饼。
更可贵的是他们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社会没有遗忘他们。这些小事对很多人都不难办到。
“智行”也是从小做起——十年前的“智行”很小，没有钱请带薪员工，唯一的资产是传真机，平常开会都在义工家。
而今天的“智行”，每年收到的平均捐款额度为300—500万港币，并已救助了‘7000多个孩子。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好事，或许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一辈子。
“重返银行界，戳想多开几挈‘分店… 2007年初，杜聪重返金融界，成为欧洲一家银行企业融资部的高级职员。
他开始一人分饰两角，穿梭於银行家和慈善家之间，白天为银行工作，下班後和假日里为“智行”工作。
杜聪在“智行”的十年，没有拿过一分钱薪水，他又一次回到银行界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由得生疑，是不是多年的积蓄已经“坐吃山空”? 杜聪回答让我觉得这是个坦荡荡的男人：“这些年的生活的确是靠在华尔街的积蓄支撑，而我的生活费开支灭是很多，也是我能撑过去的原因。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奢侈品，没有名牌。
在物质上我拥有并不是很多，这几年没收入，生活水平也没有太大改变。”
他抬起手“我从来都不带手表，这支笔是酒店的，我从未拥有过～辆自己的汽车。”
这一席话，杜聪是笑说的。
杜聪能够重返银行界的真正原因是“智行”的发展。
今天的“智行”已经是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
—开始他—个人背包，—个—个村走，一个一个孩子做家访，而现在“智行”面对的是需要帮助的7000多个孩子，他原来的做法显得不现实。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智行”设置了7个区域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配备了相应的负责人，从发展的角度退一步，杜聪决定把权力下放给更多人。
重新做回老本行也许并不能为杜聪带来很多财富，却可以扩展人脉为基金会拉来更多的捐助，许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丶人口基金和一些私人机构都是巨前资金的来源。
“在这个慈善的餐厅中，我是一个厨子，即使我每天都煮东西给顾客吃也是杯水车薪，也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等救助，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杜聪目前希望多开几家“分店”，招募更多的志愿者来加人这个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