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 杜聪跟时间赛跑跟瘟疫拔河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时间，他辞了工作，没了收入，如果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收获两千多个围着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说：“我现在还不敢停下来，我最大的对手，是时间。”三年前，他从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内人替他惋惜，但是对他来说，关注艾滋，是上天为他既定的宿命。

初识艾滋

今年37岁的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时，随父亲移民去美国，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旧金山是疾病的高发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数学老师死于艾滋。”这对杜聪的震撼相当大。在美国的十三年，杜聪经历了一个社会从艾滋初发到高发的过程，当他在中国内地发现艾滋的蔓延势头时，他开始考虑，怎样让中国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悲剧。

2001年底，杜聪进入河南农村。那个冬天不寒而栗的旅程，成了杜聪后来永恒的噩梦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溃疡、腹泻、低烧，无药医治，阴暗的房间里弥漫着病人的味道，他们枯瘦的、绝望的手向外伸着，却不知道该伸向哪里……

辞职

一次一次地进村，杜聪哭了太多次。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村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得为这些人做点什么。”

辞职的决定，就是在那个晚上做下的。当时的杜聪，已经位至法国某银行的副总裁，但在他眼里，艾滋的救助已经迫在眉睫，光出钱不行，他得辞掉工作专门来做。杜聪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早在1998年，他就创立“智行基金会”(“将智慧付诸行动”)，热心公益活动。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熟悉农村的情况，有救助的经验，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为今后募捐工作的一大来源。

智行救助体系

在艾滋村，杜聪意识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经认命，他们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去报杀父之仇；他们已经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道德的教化、没有社会的关爱，他们就是未来社会的负累。所以，我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从此，杜聪就开始了跟瘟疫的拔河。这是一场艰难的角力，因为对手无比强大，他的对手，一个叫时间，一个叫死神。

杜聪以金融人士的缜密，理性而专业的思索各种可能，最后定出了一个可以持续切实贯彻的实施方案：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杜聪定出的标准是：“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会的帮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基金会付给学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这个系统实行五个学期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孩子从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学。考不上的，初中毕业后，杜聪想法带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但辞职以后，各种噩梦长期困扰着杜聪，囊中空空的杜聪已经筹不到钱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个孩子交待?

用心经营了近两年的艾滋儿童救助项目已经逐步走上正轨，智行基金会在全国的十个城市都有了网点。

每次回访，村里都会看见隆起的新坟，新得连草都来不及长出来。但杜聪知道，黄土下面，躺着的绝大多数是他认识的人、拉着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聪常常想起藏传佛教里的两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只陷在慈悲里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来，才能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