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2004/12/01 南方人物周刊)

 

在接觸到河南艾滋村以前,他曾在華爾街服務,是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更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的學生。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時間,他辭了工作,沒了收入,如果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收穫兩千多個圍著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說:“我現在還不敢停下來,我最大的對手,是時間。”三年前,他從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內人替他惋惜,但是對他來說,關注艾滋,是上天為他既定的宿命。

初識艾滋

今年37歲的杜聰,出生在香港,初中畢業時,隨父親移民去美國,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發現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舊金山是疾病的高發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數學老師死於艾滋。”這對杜聰的震撼相當大。在美國的十三年,杜聰經歷了一個社會從艾滋初發到高發的過程,當他在中國內地發現艾滋的蔓延勢頭時,他開始考慮,怎樣讓中國避免美國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2001年底,杜聰進入河南農村。那個冬天不寒而慄的旅程,成了杜聰後來永恆的噩夢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潰瘍、腹瀉、低燒,無藥醫治,陰暗的房間里瀰漫著病人的味道,他們枯瘦的、絕望的手向外伸著,卻不知道該伸向哪裡……

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做下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但在他眼裡,艾滋的救助已經迫在眉睫,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杜聰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智行救助體系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去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瘟疫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以金融人士的縝密,理性而專業的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杜聰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這個系統實行五個學期以來,已經有2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但辭職以後,各種噩夢長期困擾著杜聰,囊中空空的杜聰已經籌不到錢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個孩子交待?

用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正軌,智行基金會在全國的十個城市都有了網點。

每次回訪,村里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但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里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裡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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