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 : 港人心系中国拯救爱滋孤儿

但恰恰在此时此刻，一些香港人却默默地为中国大陆的弱势群体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身体力行地体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让港人与大陆不再有隔阂，要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寻回失去的人权。

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香港人杜聪，早前有过志愿者经历，返港后在银行工作，两年前经朋友介绍到河南爱滋村考察，与一些爱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杜聪放弃了高收入的职位，拿出自己的积蓄，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河南受爱滋影响而失学孩子的工作中。

这些年来，获杜聪资助得以重新坐在课堂的河南爱滋家庭的孩子达一千二百多人。

杜聪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十三亿同胞命运紧密相系，他的行动超越了当下香港“核心价值”的争议，将人道关爱带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河南爱滋家庭，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在加入杜聪的关爱行列，有学校的教师、商人、社会人士打电话捐钱给智行基金会；也有退休返大陆居住的香港人主动请命到河南，要做义工。

上世纪末河南部分农民为改善生存环境去卖血，因违规采血令供血人群交叉感染造成爱滋病病毒在中原地区大面积肆虐，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正遭受爱滋病毒的折磨挣扎在生死线上、成百上千的病者过早地燃尽了生命的光阴，留下了毫无依靠的老人和孤伶伶的儿女。杜聪等香港人伸出了援手，这是寒冬中的暖流、绝望中的曙光、是足以令全香港人为之骄傲的核心价值。

这两年，杜聪十多次到河南爱滋村，探访了上百受爱滋病毒摧残的家庭，看着生命垂危的患者，那一双双近乎呆滞的眼神中透露出绝望中的期待、无助中的祈求，一次次震撼着杜聪。

在无数次与爱滋病人接触中，杜聪深深体会到这些不幸农民的心灵未来：弥留人世之间，他们对人生已无所求，唯独不能再让一下代重走无知的老路，这才是他们生命的延续和未来。

那次杜聪刚步入一家大门，一位患爱滋的母亲上前用近乎哀求的嗓音说：“救救孩子！”看着年约八岁的男孩躺在地下的草席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连睁开眼睛的力都没有了，杜聪鼻子一酸，两行眼泪止不住往外涌。

孩子的父亲早因染病去世，母亲也挣扎在生死线上，深知已没有未来的母亲绝不希望看着孩子都没有未来。

杜聪转过头，无奈地对那位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什么，”然后指着母亲身旁的女儿肯定地说：“但我会确保你的女儿有读书的机会。”让河南爱滋村中生存下来的孩子有书读，让他们从痛苦的记忆中走出来，成了杜聪最大的心愿，也成为香港智行基金会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两年前捐助一个村的一百二十七个小学生开始，这个学期接受智行基金会资助上学工作已发展到十多个村，受益学生多达一千二百多名。每个学期的书杂费，除了政府有些补贴，其余均由智行包了，从学前班到上大学。

杜聪向孩子们保证：“只要你的成绩行，我们一定让你读完大学。”开始杜聪本想资助那些父母双亡的孤儿，但在探访中发现，那些父母虽然还在的家庭，其实已失去劳动力，扶养孩子都有困难，更没有让他们读书的能力。

有一个家庭两夫妇都有病，要轮流起身煮饭给孩子吃。

女儿哭着对母亲说：“不如你们卖了我，我有机会读书，你们也有钱买药。”杜聪知道，父母失去劳动力以后，第一个想减掉的钱就是子女的读书费，如果仅资助失去双亲的孩子，那就太晚了。

智行基金会决定尽力资助所有受爱滋影响的家庭。

靠当地的志愿者，杜聪联络学校，核对家庭情况后，将资助上学的费用直接拨给学校，因为高耀洁教授告诉杜聪，如果你将钱给了家庭，小孩结果仍读不上书。看着被资助的孩子队伍在不断扩大，一个一个村在收复孩子学习的失地，杜聪心底感到宽慰。

但他仍忧心忡忡，受爱滋影响的学龄儿童几千上万，“这样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河南爱滋重灾区的情况，较早时还是禁区，数据保密，当地政府除了信任杜聪外，不允许再带其他人进去，政府也不希望杜聪高调募款，怕曝光影响当地的经济。

两年来，杜聪几乎是一个人默默耕耘，从河南省府郑州到所在县城要几个小时的车程，第二天下村，有时三轮车要坐一个小时，华中大平原，有些地方还很荒凉，为了那些孩子，他把个人的安危全扔一边了。

杜聪说：“好在还有不少朋友和支持我的香港人，那些孩子在教室中的朗朗读书声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最难战胜的还是心灵的伤痛，杜聪一直想抽离那些人生的悲哀，做这场灾难的局外人，但爱滋村留下的惨景，人间悲剧的恐怖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加重了他的恐惧意识，很多时他会发恶梦，醒来时冷汗湿透了他的背脊。

作家白先勇鼓励他

杜聪好像无意中目睹了一场车祸，一场谋杀，不断沿续的悲剧。

很多人受害，这些人杜聪越来越熟悉，却又一个一个离去，有时杜聪觉得人生为什么就那么无奈？孤军作战，杜聪有时也会气馁，一个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作家白先勇不断鼓励他，“你不要想可以拯救全世界，能帮到一个，对那个人来说就是全部。”

杜聪一直记着小时读的一个故事：退潮了，爷孙俩在海边散步，看着海滩上满地等死的海星，爷爷捡起一个扔向大海，孙子说：“爷爷，这样做没用，你救了一个，救不了全部。”爷爷回答道：“我救的这个就是它的全部，将影响它的一生。”杜聪很幸运有机会去接触和帮助一群濒临绝望与站在死亡边缘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几乎没有援助下带给他们一丝希望。

杜聪感慨地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帮到所有人，但一定要帮到受帮助人的全部，让那些在生死线上的家庭重新点燃生的光明、爱的希望。

四月中，河南的春天没过完，夏季就赶来了。香港智行基金会总干事杜聪冒着炎热刚从郑州赶到县城，放下行李顾不上喝口水就急着要下村，去看望那些受基金会资助上学的爱滋家庭遗孤。

为鼓励孩子好好读书，细心的杜聪带着一些在香港买的文具，还带上些糖果、盒装牛奶等食品，每位被资助读书的孩子都盼望杜叔叔常常出现，他走到谁家，“硕果仅存”的几代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围着杜聪，这也许是他们每年最开心的时刻。

站在县城的大街上，杜聪拦下一辆小三轮车讨价还价，在这个爱滋病的重灾县，驾驶小三轮的大多是爱滋带菌者，政府体谅他们无力承担重体力劳动，允许他们从事运输，杜聪不忍心去压价，但他又担负着智行基金会资助爱滋遗孤学业的重任，钱要慎用。

坚持定期发放资助

河南农村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小三轮在泥地中颠簸，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那怕是天寒地冬，杜聪仍坚持定期到资助的点，每次走四五个家庭，跑三四个学校，看看那些失去父母关爱的孩子，他们的读书、生活情况，杜聪送上的不仅是慈善人士委托基金会的捐款，更是一个香港人的爱心。

小三轮摩托车在颠簸中往东约二十分钟，就到了王营村卫生所，上蔡有二十多个爱滋受害严重区域，这里是重灾村之一，全村一千八百多人约三成受害，成年人中约六成是带菌者或病人。

卫生所对面是一座窑厂，因属重体力劳动，在本村已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

村卫生所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院墙上贴满了预防爱滋病的宣传资料，犹如一个战地医院，卫生所建有观察室、诊断室和药房，两个爱滋病人正躺在观察室打吊针，有四五个医生正忙碌着，他们是县中医院派出的驻村医生。

卫生所侯所长是该村唯一的医生，以前的卫生所就设在他家中，乡亲看病就上他家，太太也成了他的帮手。

因为爆发爱滋病，二零零二年村里专门盖起一个带庭院的卫生所，发病最严重时，卫生所内五张床，每张床都要坐六个人，诊断室内坐着十多个人吊针。

候医生感叹道，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碰到这样的灾难就更难应对了，候医生的家离卫生所不远，但他每天要睡在卫生所，因为不久前，卫生所的门被人撬开，关系到全村一千多人性命的贵重药遭偷窃，窃贼至今没有查获。

卫生所正按省里的要求为村民免费体检普查，一千多人接受体检，候医生说，现在采用快速测试的方式，十五分钟就有结果，普查的结果是又新发现了四十三人为爱滋病毒带菌者，还有五百多人不愿意接受测试，他们都卖过血，不少人也怀疑自己得了病，但他们害怕，害怕面对感染爱滋病的现实，宁愿生活在猜测中。

候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有发病者不断去世，也有新检测出的带菌者，“虽然县里派有驻诊医生，省里将由起码副主任级医师组成的医疗工作队也将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缺少对症治疗的药物，教材上提到的药物这里都没有，死亡率还是很高。我们就象在进行一场战争，知道‘敌人’在那里，但缺少好的武器弹药，只能眼看着被‘敌人’杀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北京领导人正在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发愁时，这儿却在为爱滋病产生的高死亡率悲痛。

陷于“战争”中的王营村人面对的其实是两个战场，一个是生命的保卫、生存的保护，要让得病者减少痛苦并得以延续生命，要让健康者不再遭到感染；另一个是为下一代的保护，为下一代获取知识权力的保卫，要让那些受爱滋病家庭影响的下一代仍然受到教育，让他们可以从痛苦的生命历练中解脱。

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莎莎是其中受资助的一个学生，莎莎本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自从父母卖血感染爱滋病发病去世后，她再无幸福可言，家徒四壁，流干了眼泪后她只有关上家门，离家到爷爷那儿过。莎莎的爷爷有四个儿子，都因卖血感染了爱滋病，大儿子和三儿子相继离开人世，现在两老和剩下的两个感染爱滋的儿子及四个孙儿女一起过。

堂屋的正中还贴着数十年不变的毛泽东画像，像的左上角已经剥落，屋内的桌椅橱柜破破烂烂没有一件是完整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张“相互关爱，共用生命”的宣传画。

莎莎的小叔一声不吭蹲在墙角，为不露出脱落的头发，他用一块白布将头包裹起来，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轻声问候医生：“病毒反弹后就没有药了？”侯医生不愿意讲真话，只有尴尬一笑。

小叔服药后反应很大坚持不了而放弃了，病毒随即反弹，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已经没有药可以缓解他的症状了。

屋里黑漆漆的，十多人挤在一起都默不作声，除了那条看门狗转来转去，见到陌生人狂吠几声，全家显得了无生气。

或许小叔有期待：他多么希望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会有奇迹出现，期望有药可以不让他再头痛、不让他再发烧、让他可以再活下去。爱滋病人没有更高的生活期待，减轻痛楚只是他们生存的起码要求。

临走时，小叔说话了，几乎是哽咽着对杜聪说：“下次来，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绝望的告别语，让每一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村中梁家有三个孩子受智行基金会资助上小学，虽然这又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但很明显，主人没有被不幸压垮。

庭院和屋子里外整理得十分干净，还不时传来孩子天真的笑声。

梁大妈生有四个儿子二个女儿，不幸的是全部因卖血得了爱滋病，除了最小的儿子还在人世不愿回到这个伤心地，其余五个儿女都相继病发去世。

讲起那几个苦命的儿女，梁大妈只有流泪：“过去生活苦，几个孩子连小学都没上，有一年没钱断了粮，全家只能连喝三天红茶，也过来了。现在生活刚见好，他们都享受不到了。”指着几个孙子，梁大妈哭着说：“我们两个老的已没什么指望了，只希望孩子还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梁家虽然没有绝孙却几乎断子，现在全家六七口人就靠年近七十岁的梁老伯每天去县城运沙石赚钱，一车沙约二至三毛钱，一般每天的收入是二至三元人民币。

每天收入才几块钱

天色接近昏黑，穿一件黄上衣的梁老伯回来了，他笑呵呵地伸出手掌，“今天赚了五块。”每天几块钱的收入，对六七口人的家庭生活实再太沉重，再难也要活下去，为的是孩子明天的希望。

长孙梁明辉今年读小学四年级，他喜欢语文，心愿是能读大学。

学校老师陈银会说：“自父母去世后，梁明辉变得懂事了，这个班有三十七个学生，其中二十多人是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都是有爱滋病或因爱滋病死亡。

这些学生似乎更成熟了，大家平时都不会提这一悲剧，但我们还是很担心，这个年龄应该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没有父母之爱的孩子，脸上总有忧伤感。

对这些孩子，自己每月只有五六百元工资的老师都要特别的照顾一些。

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爱滋病者，社会没有嫌弃他们，上蔡县零一年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防治爱滋病领导小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展开防治工作。

上蔡县卫生防疫站、爱滋病防治研究中心站长兼主任曹广华在郑州学医后本有机会留在省城，因留恋家乡而赶上这场生命保卫战。

他告诉亚洲周刊，爱滋病已不单纯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了。

仅在上蔡县已确认的就有数千人，估计总数近万，面对这样大的群体，政府重视的是治病救人，并从预防控制着手，不让疾病蔓延。去年开始加大了宣传力度，光县里印制的预防爱滋宣传小册子就有七八种，加上省、国家印制的共有二十多种，中小学生都成为健康教育开课。

目前，上蔡县完成了将发现的带菌者输入电脑的建档工作，零一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在母婴阻断方面取得很好的经验。

零二年四月，政府免费对症下药，提供了一百人份的鸡尾酒疗法，零三年二月，政府下达三千人份，上蔡就有二千五百人受到免费治疗。曹广华说：“鸡尾酒疗法很复杂，需要专人辅导，防疫站投入了逾八成的力量，由于病人的毒副作用大，恶心、头晕等，不少病人支持不住退出治疗，退出后再吃药效果就差了，二千多人中七成正常吃药，熬过毒副作用的体力都恢复了”。

河南爱滋病人的特点是文化层次很低，刚开始送药还有人认为是要让他们“安乐死”呢。

去年八月，曹广华从香港学习考察回去后，在电视台向病人现身说法，用访谈节目的方式，让病人相信吃药是有效的。

上蔡有个郭屯村，村医的儿孙都是感染者，村医带头让儿孙按时服药，都见效了，郭屯村百多感染者开始仅四十多人服药，曹广华采用以往防治结核病的方式，将病人以五至十人为一组，每组选一个督导员，每月给五元津贴，负责提水上门看着病人服药，并将每人服药情况记录下来，输入防疫电脑网。

该村还成立了“关爱中心”，将病人组织起来，交流治疗感受，杜聪不仅帮助孩子，也参与鼓励爱滋病人坚强面对生活的活动，智行基金会每月奖励按时服药的病人二斤鸡蛋，现在该村已有九十多人按时服药，有一个病人瘦的仅有五十多斤，现在恢复到一百多斤，有些人订做了棺材、寿衣，现在要做锦旗送给防疫站。

今年农历新年，郭屯村又呈安详气氛，村民重又放起鞭炮，全村一起喝酒、放电影欢庆。曹广华说，治疗爱滋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大量的都是医疗以外的人文关爱、心理辅导，他庆幸，郭屯这一仗打得很好，大部分病人的病情都控制了，村里也不主张外出，安定在家，要医治、要为下一代着想。

曹广华还四处奔走，要为康复者找些手工活做，但他最感头痛的是面对感染群体而缺少更专业的医生和儿童服用的药品。

来自各界的关怀虽然晚了些，但力度在加大。

这场世纪生命保卫战的序幕刚刚拉开，除了河南，在其他地区战斗更艰苦，杜聪带着港人的核心价值依然走在关爱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