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 : 港人心繫中國拯救愛滋孤兒

但恰恰在此時此刻，一些香港人卻默默地為中國大陸的弱勢群體貢獻自己的光和熱，身體力行地體現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讓港人與大陸不再有隔閡，要為中國的弱勢群體尋回失去的人權。

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香港人杜聰，早前有過志願者經歷，返港後在銀行工作，兩年前經朋友介紹到河南愛滋村考察，與一些愛滋病患者和他們的孩子結下了不解之緣。

杜聰放棄了高收入的職位，拿出自己的積蓄，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河南受愛滋影響而失學孩子的工作中。

這些年來，獲杜聰資助得以重新坐在課堂的河南愛滋家庭的孩子達一千二百多人。

杜聰他把自己的生命與十三億同胞命運緊密相繫，他的行動超越了當下香港「核心價值」的爭議，將人道關愛帶入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河南愛滋家庭，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在加入杜聰的關愛行列，有學校的教師、商人、社會人士打電話捐錢給智行基金會﹔也有退休返大陸居住的香港人主動請命到河南，要做義工。

上世紀末河南部分農民為改善生存環境去賣血，因違規採血令供血人群交叉感染造成愛滋病病毒在中原地區大面積肆虐，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正遭受愛滋病毒的折磨掙扎在生死線上、成百上千的病者過早地燃盡了生命的光陰，留下了毫無依靠的老人和孤伶伶的兒女。杜聰等香港人伸出了援手，這是寒冬中的暖流、絕望中的曙光、是足以令全香港人為之驕傲的核心價值。

這兩年，杜聰十多次到河南愛滋村，探訪了上百受愛滋病毒摧殘的家庭，看著生命垂危的患者，那一雙雙近乎呆滯的眼神中透露出絕望中的期待、無助中的祈求，一次次震撼著杜聰。

在無數次與愛滋病人接觸中，杜聰深深體會到這些不幸農民的心靈未來﹕彌留人世之間，他們對人生已無所求，唯獨不能再讓一下代重走無知的老路，這才是他們生命的延續和未來。

那次杜聰剛步入一家大門，一位患愛滋的母親上前用近乎哀求的嗓音說﹕「救救孩子﹗」看著年約八歲的男孩躺在地下的草蓆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連睜開眼睛的力都沒有了，杜聰鼻子一酸，兩行眼淚止不住往外湧。

孩子的父親早因染病去世，母親也掙扎在生死線上，深知已沒有未來的母親絕不希望看著孩子都沒有未來。

杜聰轉過頭，無奈地對那位母親說﹕「也許我沒有能力為你的兒子做什麼，」然後指著母親身旁的女兒肯定地說﹕「但我會確保你的女兒有讀書的機會。」讓河南愛滋村中生存下來的孩子有書讀，讓他們從痛苦的記憶中走出來，成了杜聰最大的心願，也成為香港智行基金會重要的工作之一。

從兩年前捐助一個村的一百二十七個小學生開始，這個學期接受智行基金會資助上學工作已發展到十多個村，受益學生多達一千二百多名。每個學期的書雜費，除了政府有些補貼，其餘均由智行包了，從學前班到上大學。

杜聰向孩子們保證﹕「只要你的成績行，我們一定讓你讀完大學。」開始杜聰本想資助那些父母雙亡的孤兒，但在探訪中發現，那些父母雖然還在的家庭，其實已失去勞動力，扶養孩子都有困難，更沒有讓他們讀書的能力。

有一個家庭兩夫婦都有病，要輪流起身煮飯給孩子吃。

女兒哭著對母親說﹕「不如你們賣了我，我有機會讀書，你們也有錢買藥。」杜聰知道，父母失去勞動力以後，第一個想減掉的錢就是子女的讀書費，如果僅資助失去雙親的孩子，那就太晚了。

智行基金會決定盡力資助所有受愛滋影響的家庭。

靠當地的志願者，杜聰聯絡學校，核對家庭情況後，將資助上學的費用直接撥給學校，因為高耀潔教授告訴杜聰，如果你將錢給了家庭，小孩結果仍讀不上書。看著被資助的孩子隊伍在不斷擴大，一個一個村在收復孩子學習的失地，杜聰心底感到寬慰。

但他仍憂心忡忡，受愛滋影響的學齡兒童幾千上萬，「這樣的速度實在太慢了。「河南愛滋重災區的情況，較早時還是禁區，數據保密，當地政府除了信任杜聰外，不允許再帶其他人進去，政府也不希望杜聰高調募款，怕曝光影響當地的經濟。

兩年來，杜聰幾乎是一個人默默耕耘，從河南省府鄭州到所在縣城要幾個小時的車程，第二天下村，有時三輪車要坐一個小時，華中大平原，有些地方還很荒涼，為了那些孩子，他把個人的安危全扔一邊了。

杜聰說﹕「好在還有不少朋友和支持我的香港人，那些孩子在教室中的朗朗讀書聲給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最難戰勝的還是心靈的傷痛，杜聰一直想抽離那些人生的悲哀，做這場災難的局外人，但愛滋村留下的慘景，人間悲劇的恐怖場景一次又一次地加重了他的恐懼意識，很多時他會發惡夢，醒來時冷汗濕透了他的背脊。

作家白先勇鼓勵他

杜聰好像無意中目睹了一場車禍，一場謀殺，不斷沿續的悲劇。

很多人受害，這些人杜聰越來越熟悉，卻又一個一個離去，有時杜聰覺得人生為什麼就那麼無奈﹖孤軍作戰，杜聰有時也會氣餒，一個人的力量是那麼的渺小，作家白先勇不斷鼓勵他，「你不要想可以拯救全世界，能幫到一個，對那個人來說就是全部。」

杜聰一直記著小時讀的一個故事﹕退潮了，爺孫倆在海邊散步，看著海灘上滿地等死的海星，爺爺撿起一個扔向大海，孫子說﹕「爺爺，這樣做沒用，你救了一個，救不了全部。」爺爺回答道﹕「我救的這個就是它的全部，將影響它的一生。」杜聰很幸運有機會去接觸和幫助一群瀕臨絕望與站在死亡邊緣的人和他們的孩子，在幾乎沒有援助下帶給他們一絲希望。

杜聰感慨地說，我們還沒有能力幫到所有人，但一定要幫到受幫助人的全部，讓那些在生死線上的家庭重新點燃生的光明、愛的希望。

四月中，河南的春天沒過完，夏季就趕來了。香港智行基金會總幹事杜聰冒著炎熱剛從鄭州趕到縣城，放下行李顧不上喝口水就急著要下村，去看望那些受基金會資助上學的愛滋家庭遺孤。

為鼓勵孩子好好讀書，細心的杜聰帶著一些在香港買的文具，還帶上些糖果、盒裝牛奶等食品，每位被資助讀書的孩子都盼望杜叔叔常常出現，他走到誰家，「碩果僅存」的幾代人都會聚集在一起圍著杜聰，這也許是他們每年最開心的時刻。

站在縣城的大街上，杜聰攔下一輛小三輪車討價還價，在這個愛滋病的重災縣，駕駛小三輪的大多是愛滋帶菌者，政府體諒他們無力承擔重體力勞動，允許他們從事運輸，杜聰不忍心去壓價，但他又擔負著智行基金會資助愛滋遺孤學業的重任，錢要慎用。

堅持定期發放資助

河南農村交通不便，生活條件差，小三輪在泥地中顛簸，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那怕是天寒地冬，杜聰仍堅持定期到資助的點，每次走四五個家庭，跑三四個學校，看看那些失去父母關愛的孩子，他們的讀書、生活情況，杜聰送上的不僅是慈善人士委託基金會的捐款，更是一個香港人的愛心。

小三輪摩托車在顛簸中往東約二十分鐘，就到了王營村衛生所，上蔡有二十多個愛滋受害嚴重區域，這裡是重災村之一，全村一千八百多人約三成受害，成年人中約六成是帶菌者或病人。

衛生所對面是一座窯廠，因屬重體力勞動，在本村已找不到合適的勞動力。

村衛生所是一個獨立的小院，院牆上貼滿了預防愛滋病的宣傳資料，猶如一個戰地醫院，衛生所建有觀察室、診斷室和藥房，兩個愛滋病人正躺在觀察室打吊針，有四五個醫生正忙碌著，他們是縣中醫院派出的駐村醫生。

衛生所侯所長是該村唯一的醫生，以前的衛生所就設在他家中，鄉親看病就上他家，太太也成了他的幫手。

因為爆發愛滋病，二零零二年村裡專門蓋起一個帶庭院的衛生所，發病最嚴重時，衛生所內五張床，每張床都要坐六個人，診斷室內坐著十多個人吊針。

候醫生感嘆道，農村本來就缺醫少藥，碰到這樣的災難就更難應對了，候醫生的家離衛生所不遠，但他每天要睡在衛生所，因為不久前，衛生所的門被人撬開，關係到全村一千多人性命的貴重藥遭偷竊，竊賊至今沒有查獲。

衛生所正按省裡的要求為村民免費體檢普查，一千多人接受體檢，候醫生說，現在採用快速測試的方式，十五分鐘就有結果，普查的結果是又新發現了四十三人為愛滋病毒帶菌者，還有五百多人不願意接受測試，他們都賣過血，不少人也懷疑自己得了病，但他們害怕，害怕面對感染愛滋病的現實，寧願生活在猜測中。

候醫生說，情況不容樂觀，有發病者不斷去世，也有新檢測出的帶菌者，「雖然縣裡派有駐診醫生，省裡將由起碼副主任級醫師組成的醫療工作隊也將下來，現在最重要的是缺少對症治療的藥物，教材上提到的藥物這裡都沒有，死亡率還是很高。我們就象在進行一場戰爭，知道『敵人』在那裡，但缺少好的武器彈藥，只能眼看著被『敵人』殺死」。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北京領導人正在為高速增長的經濟發愁時，這兒卻在為愛滋病產生的高死亡率悲痛。

陷於「戰爭」中的王營村人面對的其實是兩個戰場，一個是生命的保衛、生存的保護，要讓得病者減少痛苦並得以延續生命，要讓健康者不再遭到感染﹔另一個是為下一代的保護，為下一代獲取知識權力的保衛，要讓那些受愛滋病家庭影響的下一代仍然受到教育，讓他們可以從痛苦的生命歷練中解脫。

今年讀小學四年級的莎莎是其中受資助的一個學生，莎莎本來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但自從父母賣血感染愛滋病發病去世後，她再無幸福可言，家徒四壁，流乾了眼淚後她只有關上家門，離家到爺爺那兒過。莎莎的爺爺有四個兒子，都因賣血感染了愛滋病，大兒子和三兒子相繼離開人世，現在兩老和剩下的兩個感染愛滋的兒子及四個孫兒女一起過。

堂屋的正中還貼著數十年不變的毛澤東畫像，像的左上角已經剝落，屋內的桌椅櫥櫃破破爛爛沒有一件是完整的，最耀眼的還是那張「相互關愛，共用生命」的宣傳畫。

莎莎的小叔一聲不吭蹲在牆角，為不露出脫落的頭髮，他用一塊白布將頭包裹起來，黝黑的臉上毫無表情，他輕聲問候醫生﹕「病毒反彈後就沒有藥了﹖」侯醫生不願意講真話，只有尷尬一笑。

小叔服藥後反應很大堅持不了而放棄了，病毒隨即反彈，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已經沒有藥可以緩解他的症狀了。

屋裡黑漆漆的，十多人擠在一起都默不作聲，除了那條看門狗轉來轉去，見到陌生人狂吠幾聲，全家顯得了無生氣。

或許小叔有期待﹕他多麼希望當太陽再次升起的時候會有奇蹟出現，期望有藥可以不讓他再頭痛、不讓他再發燒、讓他可以再活下去。愛滋病人沒有更高的生活期待，減輕痛楚只是他們生存的起碼要求。

臨走時，小叔說話了，幾乎是哽咽著對杜聰說﹕「下次來，你們再也看不到我了﹗」絕望的告別語，讓每一個人心裡都不好受。

村中梁家有三個孩子受智行基金會資助上小學，雖然這又是一個十分不幸的家庭，但很明顯，主人沒有被不幸壓垮。

庭院和屋子裡外整理得十分乾淨，還不時傳來孩子天真的笑聲。

梁大媽生有四個兒子二個女兒，不幸的是全部因賣血得了愛滋病，除了最小的兒子還在人世不願回到這個傷心地，其餘五個兒女都相繼病發去世。

講起那幾個苦命的兒女，梁大媽只有流淚﹕「過去生活苦，幾個孩子連小學都沒上，有一年沒錢斷了糧，全家只能連喝三天紅茶，也過來了。現在生活剛見好，他們都享受不到了。」指著幾個孫子，梁大媽哭著說﹕「我們兩個老的已沒甚麼指望了，只希望孩子還能過正常人的生活。」

梁家雖然沒有絕孫卻幾乎斷子，現在全家六七口人就靠年近七十歲的梁老伯每天去縣城運沙石賺錢，一車沙約二至三毛錢，一般每天的收入是二至三元人民幣。

每天收入才幾塊錢

天色接近昏黑，穿一件黃上衣的梁老伯回來了，他笑呵呵地伸出手掌，「今天賺了五塊。」每天幾塊錢的收入，對六七口人的家庭生活實再太沉重，再難也要活下去，為的是孩子明天的希望。

長孫梁明輝今年讀小學四年級，他喜歡語文，心願是能讀大學。

學校老師陳銀會說﹕「自父母去世後，梁明輝變得懂事了，這個班有三十七個學生，其中二十多人是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學生，他們的父母都是有愛滋病或因愛滋病死亡。

這些學生似乎更成熟了，大家平時都不會提這一悲劇，但我們還是很擔心，這個年齡應該是依偎在母親的懷抱，沒有父母之愛的孩子，臉上總有憂傷感。

對這些孩子，自己每月只有五六百元工資的老師都要特別的照顧一些。

對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愛滋病者，社會沒有嫌棄他們，上蔡縣零一年成立了以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負責的防治愛滋病領導小組，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展開防治工作。

上蔡縣衛生防疫站、愛滋病防治研究中心站長兼主任曹廣華在鄭州學醫後本有機會留在省城，因留戀家鄉而趕上這場生命保衛戰。

他告訴亞洲週刊，愛滋病已不單純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了。

僅在上蔡縣已確認的就有數千人，估計總數近萬，面對這樣大的群體，政府重視的是治病救人，並從預防控制著手，不讓疾病蔓延。去年開始加大了宣傳力度，光縣裡印製的預防愛滋宣傳小冊子就有七八種，加上省、國家印制的共有二十多種，中小學生都成為健康教育開課。

目前，上蔡縣完成了將發現的帶菌者輸入電腦的建檔工作，零一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下，在母嬰阻斷方面取得很好的經驗。

零二年四月，政府免費對症下藥，提供了一百人份的雞尾酒療法，零三年二月，政府下達三千人份，上蔡就有二千五百人受到免費治療。曹廣華說﹕「雞尾酒療法很複雜，需要專人輔導，防疫站投入了逾八成的力量，由於病人的毒副作用大，噁心、頭暈等，不少病人支持不住退出治療，退出後再吃藥效果就差了，二千多人中七成正常吃藥，熬過毒副作用的體力都恢復了」。

河南愛滋病人的特點是文化層次很低，剛開始送藥還有人認為是要讓他們「安樂死」呢。

去年八月，曹廣華從香港學習考察回去後，在電視台向病人現身說法，用訪談節目的方式，讓病人相信吃藥是有效的。

上蔡有個郭屯村，村醫的兒孫都是感染者，村醫帶頭讓兒孫按時服藥，都見效了，郭屯村百多感染者開始僅四十多人服藥，曹廣華採用以往防治結核病的方式，將病人以五至十人為一組，每組選一個督導員，每月給五元津貼，負責提水上門看著病人服藥，並將每人服藥情況記錄下來，輸入防疫電腦網。

該村還成立了「關愛中心」，將病人組織起來，交流治療感受，杜聰不僅幫助孩子，也參與鼓勵愛滋病人堅強面對生活的活動，智行基金會每月獎勵按時服藥的病人二斤雞蛋，現在該村已有九十多人按時服藥，有一個病人瘦的僅有五十多斤，現在恢復到一百多斤，有些人訂做了棺材、壽衣，現在要做錦旗送給防疫站。

今年農歷新年，郭屯村又呈安詳氣氛，村民重又放起鞭炮，全村一起喝酒、放電影歡慶。曹廣華說，治療愛滋病是一項系統工程，大量的都是醫療以外的人文關愛、心理輔導，他慶幸，郭屯這一仗打得很好，大部分病人的病情都控制了，村裡也不主張外出，安定在家，要醫治、要為下一代著想。

曹廣華還四處奔走，要為康復者找些手工活做，但他最感頭痛的是面對感染群體而缺少更專業的醫生和兒童服用的藥品。

來自各界的關懷雖然晚了些，但力度在加大。

這場世紀生命保衛戰的序幕剛剛拉開，除了河南，在其他地區戰鬥更艱苦，杜聰帶著港人的核心價值依然走在關愛的第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