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银行家一半抗艾义工
(2008/03/17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c/2008-03-17/114815165521.shtml
3月13日，杜聪在北京出差，身份是欧洲一家银行企业融资部的高级职员。
2007年初，他结束了6年没有收入的状态，找到了这份工作，但同时，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会的主席，依然利用双休日去北京的办事处处理事务。
2008年，是杜聪从事艾滋病孤儿救助的第7个年头。他伴随着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过了12个学期，其中一些人已经进了大学。
华尔街高级雇员的忧虑
杜聪出生在香港。
小学和初中读的是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全家移民去了美国。
他在旧金山念完高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之後考入哈佛大学，在东亚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曾是杜维明的学生。1991年毕业後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纽约和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
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後来也死於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人们几乎认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死亡。
银行的融资项目涉及高速公路丶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因此有机会去内地偏远的地方出差。
那几年，仅贵州省他就去过8次，还有山东丶湖南丶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内地的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迹象。
90年代的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出现艾滋病爆发或死亡的高峰？这是杜聪经常问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诸行动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活是另一种图景。经常性地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偶尔达到100小时，「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说，在那里工作一年，相当於拥有在别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经验。」
杜聪当时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领中的金领。每天上下班，他有专门的司机接送。
银行里还有好几架私人飞机，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飞机，「那种小飞机让我觉得有压迫感。」回首那一段奢华时光，杜聪觉得，
「那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蛮奢侈浪费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於副总裁)。两年半後，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1998年，杜聪与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的意思。
2003年，杜聪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此後，他还入选过「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得过「2006杰出世界青年」称号
有点像焦裕禄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在那里，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
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丶痔疮丶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绝望时的自杀。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杜聪的比喻令人发冷。
那天下午4点，杜聪跟陪他进村的当地人——一共5个男人，站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哭。
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
他望着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冲动攫住。
他决定：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辞职了。母亲很不理解：「我们供你读书，是想让你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而不是一个全职义工！」大部分亲友也认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对他说：「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祈祷诸事顺当，然後拖着拉杆箱启程。
那几年，每隔6-8个星期，他会去一次河南。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记得，2004年与杜聪走在乡间地头，问他，爬在院墙上开黄花的是什麽？答：喇叭花。
其实是丝瓜。地里的各种作物：芝麻丶土豆丶棉花，他不认得；鸡丶鸭丶鹅丶驴子丶骡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机和压面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纳闷，他是怎麽听懂河南话的？河南老农又是如何听懂他的广东普通话的？他在乡村中像走自己的亲戚家一样，熟练地东家出西家进，他怎麽做到的？」靳薇说，「看他背个黑色大背包在农村里走，我就想，有点像焦裕禄。」
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
记者与杜聪去过两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阳。
看着他如何坐上一块钱的「蹦蹦车」驶向各村，看着他如何在每户与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丶问孩子的治疗与读书，看着他如何跟政府官员和医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户泪水涟涟要求救助的家长，如何把握原则与中国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种绵绵不绝丶後劲十足的温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碰到杜聪，看到他是如何沉着平静地演讲；看他如何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丶全球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沟通，为基金会筹募资金；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他把多年的积蓄搭进这场事业，「没有收入，全年无休」。
杜聪拍过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车前面，车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那个黄昏，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对父子，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男孩，功课挺好，人很文静。父亲得了病，母亲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的背影，不出声。那一刻，杜聪有一种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因为别的原因，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了。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远胜过他们死於艾滋病的父母，从小学丶初中丶高中到中专丶技校丶大学，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後的出路想办法。2006年初，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丶广州，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专业精神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管理上，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丶可延续的事业。
「智行」的队伍渐渐扩大，一些受过帮助的孩子加入基金会做义工，或者帮助工作，只领取象徵性酬劳。
杜聪说，「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够的。好比我开了一家餐馆，味道不错，客人越来越多，我只能多开连锁店，自己做行政总厨，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则只有一个杜聪，每天24小时全部投入也是不够的。」
重返金融界，杜聪觉得惟一的影响是「睡眠更少了」。
但是，他轻轻说：「你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2004年初)我们才帮助了1000多个孩子，现在有6000多个了。」
逍客跨界点评
毕业於哈佛大学，供职於华尔街，亲眼目睹了艾滋病对於美国的重创，对於中国的威胁，放弃金融家的锦绣前程，投身救助艾滋孤儿的事业。杜聪以个人的力量，为那些无望者找到希望，他的跨界，是行动者的跨界，散发出悲悯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