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四面楚歌 棄高薪厚祿 救愛滋遺孤
(2009/04/05 星島日報)
約杜聰做訪問不難，難的是時間一改再改，難的是明明約了時間，還得站在寸步難行的辦公室等他40分鐘，期間除了忙應付秘書小姐的歉意眼神外，還得忙避開那被搬來搬去的扶貧貨物，小小的辦公室，大家都很忙。
終於，等到大忙人杜聰可以坐下來述說他的故事。述說他由一個銀行副總裁變身被當賊辦的義工的崎嶇經歷；述說一個出身富家的哈佛碩士生所無法想像的人間悲劇。人間疾苦選擇了他，08傑出領袖也選擇了他。
令杜聰甘心放棄百萬年薪，分文不取地走入泥濘的山區助人，緣於一個又一個悲情故事：「我見過有個家庭3代人因為賣血而得愛滋，一個個毫無尊嚴地死去或等死，死亡本來不是最可怕，但他們死得毫無尊嚴，死前受盡歧視，還被逼遺下無法照顧的孤兒，死不瞑目。」
杜聰黯然道：「有個家庭，中間那代全因愛滋而死，剩下祖孫老弱無依，老人家眼睜睜看6個兒女一個個離去，還得抹乾眼淚，負起養育孫兒的重擔，看了令人心酸。」他又見過一個9歲的小孩，吃力地推一架比他還高的木頭車，上面坐爸爸，問他，小孩說天氣很熱，想推患病的爸爸出來吹風。
「那些情景那些畫面令我感動。這些小孩子看自己的父母得愛滋病，未發病前偷偷摸摸，發病後日夜痛苦呻吟，感覺不足為外人道。我只看1、2次，回來都會發噩夢，那麼小的孩子，如何承受？」
杜聰坦言，從來沒有想像過一個小小的山區竟會有如斯巨大的人間苦難，他見過一條愛滋村落，村民4成患有愛滋病，半條村的人無尊嚴地死去，一片農地上，有多個墳，當中還有人正在為自己掘墓。這一幕幕人間悲情，改變了他一生，讓他動容動心動身，決定為他們做些事情。
做義工反被當賊辦
98年，杜聰和友人創立「智行基金」，幫愛滋遺孤開創人生。以為送錢送愛心的義工定受歡迎？錯了。
當年杜聰千辛萬苦去到河南山區的愛滋村，別說政府不歡迎他們，還派人跟蹤、偷聽他講電話，沒收他的電腦，杜聰體諒道：「初初我也很憤怒，做好心都要被人當賊辦？現在習慣了，他們也有他們的考慮，怕影響地方形象，也怕要負責任。中央在這方面反而積極改善，態度好開明，例如溫家寶會去探望愛滋孤兒，和他們握手。」
10年來，杜聰在現代都市與貧窮山區中穿梭，令他體會良多，「你很難想像，我們花幾百元飲餐茶，已是一個小學生一學期的學費，花2、3萬元，可以改變一個孤兒的一生。」
於是他搬出自己的積蓄，出錢出力去救助，目的只為不欲看到這班被遺棄、被邊緣化的孤兒，重蹈父母的坎坷命運。問他生活可因做義工而改變，他拿起一杯清茶道：「我從來不是那種追求名牌的人，也不會買車，生活跟以前差別不大。」
本來他答應家人只做3年義工，結果3年又3年，一做就是10多年。做10多年義工回饋社會並沒啥大不了，問題是他把積蓄都用得差不多了，不得不重回社會工作，兩邊兼顧。
海嘯後籌款更難
杜聰慨歎金融海嘯後籌款困難，目前基金出現赤字，他們1年開支900萬，資助8,000多名學童，是個不小的負擔，「最慘是人民幣升值，我們遭受雙重打擊，你又不能叫孩子不要去上學，因為你交不起學費，唯有動用之前的盈餘撐下去。」幸好近年得到千億新抱徐子淇支持，義務任慈善大使，出錢出力宣傳「智行基金」。
杜聰不諱言金融海嘯他也有損失，「以前我在雷曼兄弟工作過，有一些股票作為花紅，現在都化為烏有，得個紙上富貴。所以金融海嘯令好多人看到，你吝嗇的金錢可消失於瞬間，不如實際一點拿去幫人，這樣更有意義。」
曾聽過白先勇指杜聰是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後代，求證於他，他支吾以對：「孫中山的姐姐是我太婆，但我不想提這事，而且這和我做的事情無關。」
告訴他，白先勇說他有革命血統，怎知他斷然道：「我不信這東西有遺傳，如果有遺傳就慘啦，那壞人的後代豈不都成了壞人？秦檜的後代不就很慘了嗎？」秦檜的後人慘不慘，不知道，只知道一群愛滋遺孤因為遇上杜聰，變得不再淒慘！
後記：
海星的故事
杜聰這些年來，幫助愛滋遺孤無數，但他坦言只是杯水車薪，他以不疾不徐的語調講了一個《拾海星的故事》：有個老伯帶孫女在沙灘散步，看見成千上萬的海星被潮水到岸上，老伯隨手拾起一隻海星，使勁把牠拋回海中，孫女問：「你救了一個，能救一萬個嗎？」
老伯說：「也許我只是救了千萬分之一的海星，但對那隻被我拋回海中的海星來說，我已救了牠的全部，牠亦因此才得以活下來。」被救誠然是種幸福，能這樣想並付諸行動，何嘗不是一種幸福？祝福「海星」，也祝福「老伯」。
杜聰小檔案
杜聰1967年生於香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曾在華爾街工作10年從事金融工作，98年與幾個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已資助了過萬名愛滋病人遺孤就學，還提供家訪、補習班、繪畫療傷班等，讓孩子感受到人間溫暖。曾獲頒「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十大抗艾英雄」、「世界傑出青年」及「傑出領袖」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