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2004/12/01 南方人物周刊)
在接觸到河南艾滋村以前，他曾在華爾街服務，是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更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的學生。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時間，他辭了工作，沒了收入，如果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收穫兩千多個圍著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說：“我現在還不敢停下來，我最大的對手，是時間。”三年前，他從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內人替他惋惜，但是對他來說，關注艾滋，是上天為他既定的宿命。
初識艾滋
今年37歲的杜聰，出生在香港，初中畢業時，隨父親移民去美國，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發現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舊金山是疾病的高發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數學老師死於艾滋。”這對杜聰的震撼相當大。在美國的十三年，杜聰經歷了一個社會從艾滋初發到高發的過程，當他在中國內地發現艾滋的蔓延勢頭時，他開始考慮，怎樣讓中國避免美國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2001年底，杜聰進入河南農村。那個冬天不寒而慄的旅程，成了杜聰後來永恆的噩夢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潰瘍、腹瀉、低燒，無藥醫治，陰暗的房間里瀰漫著病人的味道，他們枯瘦的、絕望的手向外伸著，卻不知道該伸向哪裡……
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做下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但在他眼裡，艾滋的救助已經迫在眉睫，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杜聰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智行救助體系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去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瘟疫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以金融人士的縝密，理性而專業的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杜聰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這個系統實行五個學期以來，已經有2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但辭職以後，各種噩夢長期困擾著杜聰，囊中空空的杜聰已經籌不到錢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個孩子交待?
用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正軌，智行基金會在全國的十個城市都有了網點。
每次回訪，村里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但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里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裡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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