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2004/12/01 南方人物周刊)   在接觸到河南艾滋村以前,他曾在華爾街服務,是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更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的學生。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時間,他辭了工作,沒了收入,如果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收穫兩千多個圍著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說:“我現在還不敢停下來,我最大的對手,是時間。”三年前,他從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內人替他惋惜,但是對他來說,關注艾滋,是上天為他既定的宿命。 初識艾滋 今年37歲的杜聰,出生在香港,初中畢業時,隨父親移民去美國,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發現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舊金山是疾病的高發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數學老師死於艾滋。”這對杜聰的震撼相當大。在美國的十三年,杜聰經歷了一個社會從艾滋初發到高發的過程,當他在中國內地發現艾滋的蔓延勢頭時,他開始考慮,怎樣讓中國避免美國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2001年底,杜聰進入河南農村。那個冬天不寒而慄的旅程,成了杜聰後來永恆的噩夢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潰瘍、腹瀉、低燒,無藥醫治,陰暗的房間里瀰漫著病人的味道,他們枯瘦的、絕望的手向外伸著,卻不知道該伸向哪裡…… 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做下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但在他眼裡,艾滋的救助已經迫在眉睫,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杜聰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智行救助體系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去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瘟疫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以金融人士的縝密,理性而專業的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杜聰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這個系統實行五個學期以來,已經有2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但辭職以後,各種噩夢長期困擾著杜聰,囊中空空的杜聰已經籌不到錢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個孩子交待? 用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正軌,智行基金會在全國的十個城市都有了網點。 每次回訪,村里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但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里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裡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

杜聰:在銀行家和慈善家之間穿梭 (2004/06/20 亞洲週刊)   真正的年輕有為,不到30歲就成為跨國銀行副總裁華爾街新貴,緣何拋棄百萬年薪與慘景噩夢為伴?   從華爾街到艾滋村你到底走了多久7一人分飾兩角你如何能夠舉重若輕,從容應對?李瑤“銀行界可以沒有杜聰。 但這些藏子需要我” 從預約到見面,杜聰的採訪歷經了半個月周折,與他往來郵件,經常是凌晨三四點鐘收到回复。   未見面時我便知他的生活狀態猶如飛速旋轉的陀螺。   即便見面時,他仍在參加電話會議,示意我再給他些時間,為此不住道歉。   眼前的男子,一身職業人打扮,神情專注,眼布血絲。特別之處是左手執筆。   等他處理完了手頭的銀行工作,我問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每天的平均工作時間是多少?“能睡三四個小時”他沒有正面回答我。   一個人,兩個身份,白天的銀行家,夜晚的慈善家。   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杜聰便加盟了瑞士銀行(LJBS)紐約分部。   27歲時,就任瑞士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29歲已是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名副其實的華爾街“新貴”。   回憶那段生活,杜聰說,華爾街的工作是新奇刺激的:那里有頂級的工作環境、最優秀的同事、出類拔萃的前輩,甚至連對手都是一流的。   對於年輕的杜聰,每天都充滿了新鮮感和成就感,一個接一個項目做下來,年輕的銀行家快速學習、積累、進步…·一成為“華爾街出色的銀行家”仿佛是他一種順乎其道的安排。   然而,命運的劇本早巳為他設計了另一個角色——抗艾義工。   正是因為這份銀行工作,杜聰有機會出差到中國內地很多貧窮落後的地方做項目考察,這中間也有讓人聞之色變的“艾滋村”。在華中地區這樣的村落有很多,大多形成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那場“血禍”。   2001年冬。河南卜蔡。艾滋村。死亡籠罩下的村子,成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   死神盤踞在村子的上空,隨時準備俯衝,肆意地帶走生命。   高燒、潰瘍、愎瀉、痔瘡、疹……那是艾滋的並發症。   病人們從身軀到靈魂的腐朽、潰爛直至消散。結局是在眾人歧視中羞辱的死去——杜聰這樣嚮記者描述他當時所看到的慘景。   採訪時,杜聰還講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奶奶,兒子輩都因賣血、感染艾滋先後辭世。   給她留下了兩個小孫子,而這兩個孩子也不幸染病。   她第一個孫子去世的時候,杜聰在場。極度的消瘦、痛苦的呻吟、本能的掙扎,最後在花季里離開——除了面對,杜聰無能為力。   奶奶說:“等他們走了,我也就走了”。   社聰知道她生存的唯一目的是照顧這兩個生病的孫子,而等待死亡有時候比死亡更讓人惶惶不可終日。   多年考察過程中,杜聰看到很多農民賣血是為了蓋好房子,但是後來房子蓋好了,卻沒有人去住了。   逝者已矣,更讓杜聰揪心的是那些留下來沒人照看的孩子。   那些父母在地震、車禍中喪生的孤兒,社會會同情他們;可父母若是因艾滋去世而淪成孤兒的孩子非但得不到同情,還要用幼小的身軀和心靈承受來自各界的壓力和歧視。 […]

Villagers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are dying from the virus spread by illegal blood collectors. Now a Hong Kong charity is trying to help. (2003/03/14 SCMP) Art is being used to mend the broken spirits of the children of Aids sufferers in Henan province. The Hong Kong-based Chi Heng Foundation charity is providing the children w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