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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銀行前大班 食腦助愛滋孤兒 (in Chinese Only)

銀行前大班 食腦助愛滋孤兒 (2006/05/07 明報)   胖墩墩的杜聰外表予人中年發福的感覺，他笑解嘲：「我空虛便會吃東西。」事實上，創辦智行基金會，杜聰每月要有兩個星期到河南愛滋村探訪孤兒，他那厚重體型，道出了這份工作背負的沉重心理壓力。   杜聰人如其名：聰明。畢業於哈佛大學，30歲當上跨國投資銀行副總裁，年薪過百萬。幾年後，他毅然離開中環的大班椅，跑到內地的愛滋村，希望接受更艱巨的挑戰。現在，38歲的他，希望藉今天「世界愛滋孤兒日」讓大家明白：「做慈善，其實跟做商家一樣，要食腦。」   任職投資銀行時，杜聰經常回內地視察發展項目。有次他到貴州，看見窮困的村民多以賣血維生，加上農民對性安全認知貧乏，愛滋病因而透過血液大肆傳播。村民明知賣血風險高，但為了解決「明天沒飯開」，寧願幾年後離開人世也要賣血。一包200毫升的血，收50元人民幣，比起耕田掙錢來得快而多。   有壯漢賣血後，要求血販將最值錢的血清素提煉出來，再將血漿注射回體內，好讓他的體力迅速復元，再度賣血。杜聰97年初次看到賣血情景，想暈想嘔，心坎突然響起了一把聲音：「你要做點事。」   棄百萬年薪 創辦智行基金會   中年一輩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死去，遺下一批失去雙親的孤兒，杜聰看見愛滋村裏一雙雙天真的眼睛，有感「這就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   同年，他到西藏旅行，看見僧侶手持兩件法器，一個代表智慧，一個意味慈悲，沒有宗教信仰的他有感而發：「要幫助孤兒，不能單靠善心，還要用一點辦法。」翌年他創辦智行基金會，名字的意思就是「用智慧來行動」。2001年他決心離開商界，用腦兼用心，投入愛滋病拯救工作。   杜聰每次到愛滋村的任務包括交學費、送文具乾糧等小禮物，還有與當地政府商討對策。可是政府行事保守，擔心愛滋村消息傳出後，打擊商人到來投資的意欲，救援進度因而被拖慢。   愛滋村一名9歲孤雛每次見到杜聰，總會大喊：「杜叔叔，謝謝你請我吃東坡肉。」這個男孩很懂事，杜聰記得他在父親病重時，一個人用木頭車將父親推到屋外，希望讓爸爸吸點新鮮空氣。後來父親去世了，男孩寫道：「當自己陷入泥濘中，不要老想靠別人，擺渡生死的小船，掌握在自己手中。」小小年紀，滿懷志氣。另一個11歲小女孩，父母及妹妹都染上愛滋病，家中只有她是健康的，「媽，你不如賣了我，那你就有錢買藥了。」女孩的父親患病後，曾堅持到地盤工作，希望掙多點錢留給女兒，但兩個月前終於敵不過病魔死亡。父親在生死彌留的那天，女孩在學校上課時突然有不祥預感，老遠也要跑回家見父親最後一面。有孤兒曾對杜聰說：「媽媽生前在織頸巾，我只希望把它織完。」一句感性的話，令杜聰深信失去至親的創傷，難以一下子復元。他希望讓孤雛在熟悉的家鄉正常成長，但也擔心他們長大後，接觸外界時遭到歧視。   千萬海星等救援 救一個是一個   單身未婚的杜聰感慨道：「將來我結婚，會考慮不生育，而是領養孤兒。」杜聰相信《海星的故事》裏講的一回事：老伯帶孫女在沙灘散步，眼見成千上萬的海星被潮水到岸上，老伯隨手拾起一隻海星，使勁把牠拋回海中，孫女問：「你救了一個，能救一萬個嗎？」老伯說：「也許我只是救了千萬分之一的海星，但對那隻被我拋回海中的海星來說，我已救了牠的全部，牠亦因此才得以活下來。」   聆聽心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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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 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in Chinese Only)

杜聰跟時間賽跑跟瘟疫拔河 (2004/12/01 南方人物周刊)   在接觸到河南艾滋村以前，他曾在華爾街服務，是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更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的學生。 投身艾滋援助三年的時間，他辭了工作，沒了收入，如果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收穫兩千多個圍著他叫他“杜叔叔”的孩子。他說：“我現在還不敢停下來，我最大的對手，是時間。”三年前，他從金融界抽身而退，不少圈內人替他惋惜，但是對他來說，關注艾滋，是上天為他既定的宿命。 初識艾滋 今年37歲的杜聰，出生在香港，初中畢業時，隨父親移民去美國，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發現了首例艾滋病人，“我所住的舊金山是疾病的高發地之一，有一天，突然我的數學老師死於艾滋。”這對杜聰的震撼相當大。在美國的十三年，杜聰經歷了一個社會從艾滋初發到高發的過程，當他在中國內地發現艾滋的蔓延勢頭時，他開始考慮，怎樣讓中國避免美國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2001年底，杜聰進入河南農村。那個冬天不寒而慄的旅程，成了杜聰後來永恆的噩夢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潰瘍、腹瀉、低燒，無藥醫治，陰暗的房間里瀰漫著病人的味道，他們枯瘦的、絕望的手向外伸著，卻不知道該伸向哪裡…… 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做下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但在他眼裡，艾滋的救助已經迫在眉睫，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杜聰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智行救助體系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去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瘟疫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以金融人士的縝密，理性而專業的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杜聰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這個系統實行五個學期以來，已經有2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但辭職以後，各種噩夢長期困擾著杜聰，囊中空空的杜聰已經籌不到錢了，他如何去跟2000多個孩子交待? 用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正軌，智行基金會在全國的十個城市都有了網點。 每次回訪，村里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但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里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裡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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