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銀行家一半抗艾義工

(2008/03/17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上海

 

3月13日,杜聰在北京出差,身份是歐洲一家銀行企業融資部的高級職員。

 

2007年初,他結束了6年沒有收入的狀態,找到了這份工作,但同時,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會的主席,依然利用雙休日去北京的辦事處處理事務。

 

2008年,是杜聰從事艾滋病孤兒救助的第7個年頭。他伴隨著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過了12個學期,其中一些人已經進了大學。

 

華爾街高級僱員的憂慮

 

杜聰出生在香港。

 

小學和初中讀的是香港聖方濟教會學校,初中畢業全家移民去了美國。

 

他在舊金山念完高中,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完本科,之後考入哈佛大學,在東亞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曾是杜維明的學生。1991年畢業後回到紐約,在華爾街一家投資銀行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發現首例艾滋病,紐約和舊金山恰好是風暴眼:一群同性戀者莫名其妙地死亡。

 

杜聰的一位中學數學老師後來也死於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之前,人們幾乎認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會死亡。

 

銀行的融資項目涉及高速公路、發電廠等大型工程,杜聰因此有機會去內地偏遠的地方出差。

 

那幾年,僅貴州省他就去過8次,還有山東、湖南、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內地的人們對艾滋病的無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跡象。

 

90年代的中國是否會重蹈美國覆轍,出現艾滋病爆發或死亡的高峰?這是杜聰經常問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諸行動

 

華爾街投資銀行的生活是另一種圖景。經常性地每週工作超過80個小時,偶爾達到100小時,「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說,在那裡工作一年,相當於擁有在別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經驗。」

 

杜聰當時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領中的金領。每天上下班,他有專門的司機接送。

 

銀行裡還有好幾架私人飛機,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飛機,「那種小飛機讓我覺得有壓迫感。」回首那一段奢華時光,杜聰覺得,

 

「那樣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蠻奢侈浪費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銀行派駐香港,位居聯席董事(相當於副總裁)。兩年半後,他擔任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1998年,杜聰與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做艾滋病的預防宣傳和安全套的發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諸行動」的意思。

 

2003年,杜聰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稱號。此後,他還入選過「2005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獲得過「2006傑出世界青年」稱號

 

 

 

 

 

有點像焦裕祿

 

杜聰第一次走進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內跑了幾個村子。在那裡,每10個成年人中約有4-6個感染了艾滋病。

 

一樣陰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樣躺在床上年輕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樣的皰疹、痔瘡、腹瀉及發燒,一樣的缺乏藥物,一樣的死亡,還有絕望時的自殺。

 

「你知道炎炎夏日裡不寒而慄的滋味嗎?」杜聰的比喻令人發冷。

 

那天下午4點,杜聰跟陪他進村的當地人——一共5個男人,站在一塊玉米地邊上哭。

 

離開農村前的那個晚上,杜聰失眠了。

 

他望著仲夏夜空的點點繁星,被一種巨大的衝動攫住。

 

他決定:要為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辭職了。母親很不理解:「我們供你讀書,是想讓你成為華爾街出色的銀行家,而不是一個全職義工!」大部分親友也認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對他說:「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從此,這樣的場景不斷重複:清早,陽光灑進杜聰家的客廳,他站在白瓷觀音像前,點上一炷沉香,祈禱諸事順當,然後拖著拉桿箱啟程。

 

那幾年,每隔6-8個星期,他會去一次河南。

 

中央黨校的靳薇教授記得,2004年與杜聰走在鄉間地頭,問他,爬在院牆上開黃花的是什麼?答:喇叭花。

 

其實是絲瓜。地裡的各種作物:芝麻、土豆、棉花,他不認得;雞、鴨、鵝、驢子、騾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機和壓面機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納悶,他是怎麼聽懂河南話的?河南老農又是如何聽懂他的廣東普通話的?他在鄉村中像走自己的親戚家一樣,熟練地東家出西家進,他怎麼做到的?」靳薇說,「看他背個黑色大背包在農村裡走,我就想,有點像焦裕祿。」

 

幫助了6000多個孩子

 

記者與杜聰去過兩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陽。

 

看著他如何坐上一塊錢的「蹦蹦車」駛向各村,看著他如何在每戶與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問孩子的治療與讀書,看著他如何跟政府官員和醫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戶淚水漣漣要求救助的家長,如何把握原則與中國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種綿綿不絕、後勁十足的溫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國際會議上碰到杜聰,看到他是如何沉著平靜地演講;看他如何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官員、全球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溝通,為基金會籌募資金;也從不同渠道聽說他把多年的積蓄搭進這場事業,「沒有收入,全年無休」。

 

杜聰拍過一張照片:一個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車前面,車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親,兩個人都低著頭。那個黃昏,杜聰遠遠看到泥路上走來這對父子,兒子用板車推著父親,只是想讓因為艾滋病整天臥床的父親透透新鮮空氣。

 

還有一個男孩,功課挺好,人很文靜。父親得了病,母親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著母親的背影,不出聲。那一刻,杜聰有一種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紀的時候,因為別的原因,母親也是這樣帶著妹妹離開了家,父母從此分開了。

 

他為這些孩子著想的,遠勝過他們死於艾滋病的父母,從小學、初中、高中到中專、技校、大學,杜聰甚至為他們畢業後的出路想辦法。2006年初,他帶著一批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廣州,幫他們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專業精神體現在對基金會的管理上,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

 

「智行」的隊伍漸漸擴大,一些受過幫助的孩子加入基金會做義工,或者幫助工作,只領取象徵性酬勞。

 

杜聰說,「一個人的力氣是不夠的。好比我開了一家餐館,味道不錯,客人越來越多,我只能多開連鎖店,自己做行政總廚,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則只有一個杜聰,每天24小時全部投入也是不夠的。」

 

重返金融界,杜聰覺得惟一的影響是「睡眠更少了」。

 

但是,他輕輕說:「你第一次訪問我的時候(2004年初)我們才幫助了1000多個孩子,現在有6000多個了。」

 

逍客跨界點評

 

畢業於哈佛大學,供職於華爾街,親眼目睹了艾滋病對於美國的重創,對於中國的威脅,放棄金融家的錦繡前程,投身救助艾滋孤兒的事業。杜聰以個人的力量,為那些無望者找到希望,他的跨界,是行動者的跨界,散發出悲憫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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