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 一半銀行家一半抗艾義工 (in Chinese Only)

一半銀行家一半抗艾義工

(2008/03/17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上海

Source: http://news.sina.com.cn/c/2008-03-17/114815165521.shtml

3月13日，杜聰在北京出差，身份是歐洲一家銀行企業融資部的高級職員。

2007年初，他結束了6年沒有收入的狀態，找到了這份工作，但同時，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會的主席，依然利用雙休日去北京的辦事處處理事務。

2008年，是杜聰從事艾滋病孤兒救助的第7個年頭。他伴隨著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過了12個學期，其中一些人已經進了大學。

華爾街高級僱員的憂慮

杜聰出生在香港。

小學和初中讀的是香港聖方濟教會學校，初中畢業全家移民去了美國。

他在舊金山念完高中，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完本科，之後考入哈佛大學，在東亞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曾是杜維明的學生。1991年畢業後回到紐約，在華爾街一家投資銀行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發現首例艾滋病，紐約和舊金山恰好是風暴眼：一群同性戀者莫名其妙地死亡。

杜聰的一位中學數學老師後來也死於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之前，人們幾乎認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會死亡。

銀行的融資項目涉及高速公路、發電廠等大型工程，杜聰因此有機會去內地偏遠的地方出差。

那幾年，僅貴州省他就去過8次，還有山東、湖南、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內地的人們對艾滋病的無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跡象。

90年代的中國是否會重蹈美國覆轍，出現艾滋病爆發或死亡的高峰？這是杜聰經常問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諸行動

華爾街投資銀行的生活是另一種圖景。經常性地每週工作超過80個小時，偶爾達到100小時，「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說，在那裡工作一年，相當於擁有在別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經驗。」

杜聰當時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領中的金領。每天上下班，他有專門的司機接送。

銀行裡還有好幾架私人飛機，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飛機，「那種小飛機讓我覺得有壓迫感。」回首那一段奢華時光，杜聰覺得，

「那樣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蠻奢侈浪費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銀行派駐香港，位居聯席董事(相當於副總裁)。兩年半後，他擔任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1998年，杜聰與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做艾滋病的預防宣傳和安全套的發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諸行動」的意思。

2003年，杜聰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稱號。此後，他還入選過「2005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獲得過「2006傑出世界青年」稱號

有點像焦裕祿

杜聰第一次走進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內跑了幾個村子。在那裡，每10個成年人中約有4-6個感染了艾滋病。

一樣陰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樣躺在床上年輕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樣的皰疹、痔瘡、腹瀉及發燒，一樣的缺乏藥物，一樣的死亡，還有絕望時的自殺。

「你知道炎炎夏日裡不寒而慄的滋味嗎？」杜聰的比喻令人發冷。

那天下午4點，杜聰跟陪他進村的當地人——一共5個男人，站在一塊玉米地邊上哭。

離開農村前的那個晚上，杜聰失眠了。

他望著仲夏夜空的點點繁星，被一種巨大的衝動攫住。

他決定：要為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辭職了。母親很不理解：「我們供你讀書，是想讓你成為華爾街出色的銀行家，而不是一個全職義工！」大部分親友也認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對他說：「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從此，這樣的場景不斷重複：清早，陽光灑進杜聰家的客廳，他站在白瓷觀音像前，點上一炷沉香，祈禱諸事順當，然後拖著拉桿箱啟程。

那幾年，每隔6-8個星期，他會去一次河南。

中央黨校的靳薇教授記得，2004年與杜聰走在鄉間地頭，問他，爬在院牆上開黃花的是什麼？答：喇叭花。

其實是絲瓜。地裡的各種作物：芝麻、土豆、棉花，他不認得；雞、鴨、鵝、驢子、騾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機和壓面機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納悶，他是怎麼聽懂河南話的？河南老農又是如何聽懂他的廣東普通話的？他在鄉村中像走自己的親戚家一樣，熟練地東家出西家進，他怎麼做到的？」靳薇說，「看他背個黑色大背包在農村裡走，我就想，有點像焦裕祿。」

幫助了6000多個孩子

記者與杜聰去過兩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陽。

看著他如何坐上一塊錢的「蹦蹦車」駛向各村，看著他如何在每戶與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問孩子的治療與讀書，看著他如何跟政府官員和醫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戶淚水漣漣要求救助的家長，如何把握原則與中國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種綿綿不絕、後勁十足的溫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國際會議上碰到杜聰，看到他是如何沉著平靜地演講；看他如何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官員、全球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溝通，為基金會籌募資金；也從不同渠道聽說他把多年的積蓄搭進這場事業，「沒有收入，全年無休」。

杜聰拍過一張照片：一個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車前面，車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親，兩個人都低著頭。那個黃昏，杜聰遠遠看到泥路上走來這對父子，兒子用板車推著父親，只是想讓因為艾滋病整天臥床的父親透透新鮮空氣。

還有一個男孩，功課挺好，人很文靜。父親得了病，母親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著母親的背影，不出聲。那一刻，杜聰有一種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紀的時候，因為別的原因，母親也是這樣帶著妹妹離開了家，父母從此分開了。

他為這些孩子著想的，遠勝過他們死於艾滋病的父母，從小學、初中、高中到中專、技校、大學，杜聰甚至為他們畢業後的出路想辦法。2006年初，他帶著一批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廣州，幫他們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專業精神體現在對基金會的管理上，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

「智行」的隊伍漸漸擴大，一些受過幫助的孩子加入基金會做義工，或者幫助工作，只領取象徵性酬勞。

杜聰說，「一個人的力氣是不夠的。好比我開了一家餐館，味道不錯，客人越來越多，我只能多開連鎖店，自己做行政總廚，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則只有一個杜聰，每天24小時全部投入也是不夠的。」

重返金融界，杜聰覺得惟一的影響是「睡眠更少了」。

但是，他輕輕說：「你第一次訪問我的時候(2004年初)我們才幫助了1000多個孩子，現在有6000多個了。」

逍客跨界點評

畢業於哈佛大學，供職於華爾街，親眼目睹了艾滋病對於美國的重創，對於中國的威脅，放棄金融家的錦繡前程，投身救助艾滋孤兒的事業。杜聰以個人的力量，為那些無望者找到希望，他的跨界，是行動者的跨界，散發出悲憫的光輝。